分析和认识现阶段我国经济的追赶空间和增长潜力，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涉及到我国发展目标和调控政策的制定。客观分析我国增长潜力需要综合考虑到追赶规律、技术背景变化和具体国情、国际。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需处理好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传统动力与新动力、与市场等重大关系。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2017年经济企稳迹象，P增速有望高于上年。经过长时间调整，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平台的有利因素在增多，但还面临杠杆率高、需求不振、信心不稳等困难，增长前景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此轮增速下降的过程中，经济运行的动力、结构和内外发生显著变化，中短期分析框架已不能给出有效解释，需要放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增速开始下降的阶段，学术界曾就增长阶段转换的机制和潜在增速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随着增速逐步企稳，未来我国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此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两年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理论分析的基础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前期理论研究中的发现和争论也需进一步探索。正因为理论分析还不够深入，在现实经济工作中，对未来增长前景的估计容易受到景气状况的影响。景气状况好，则对未来信心就足；景气转差，信心就会。
过去几年，中央也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特征适时归纳概括，先后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转向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判断。这些判断中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增长或发展阶段的转换。从理论上深入研究阶段转换对增长潜力的影响是理解和丰富中央经济工作思想的应有之义。实际上，最近几年经济现实的变化也为理论分析提供了新的。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既体现出后发追赶型经济的基本规律，也会体现出技术进步和国际的影响，还会体现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情特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将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起来，对于科学认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增长规律，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的发展是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现代国家的转变，同时也是从吸收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后发追赶过程。工业化规律、追赶规律是分析增长阶段转换中潜在增速的主要理论根据，而其核心变量则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
前期的学术讨论主要是从上述思出发，其中两类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比照于发达国家人均P的相对水平关系密切。从东亚经济体发展经验看，相较美国我国人均P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未来仍可保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二是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发展中不变价的人均P绝对水平对需求结构，进而对经济潜在增速有重要影响。我国已经达到增速出现转折期的人均P绝对水平，所以潜在增速会出现台阶式下降。
上述两种观点都准确地将分析起点落到人均P水平上，并将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结合起来。但是，由于选择的指标和视角不同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增长前景的分歧并非只在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中，上述两种观点均可在现实经济中找到相关。比如，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居民消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存在显著差距，似乎意味着可将发展空间为较快的经济增速，从而支持第一种观点。与此同时，最近几年传统产业弱化、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似乎又支持第二种观点。
实际上，矛盾形成的关键不在于是选择了人均P绝对水平还是人均P相对水平，而是因为在应用国际经验时，没有考虑不同时代技术背景变化对P绝对和相对水平内涵的影响。
人类需求满足是生理现象，存在从基本需求到高级需求的递进关系。比如，先要满足基本的吃、穿、住、行，而后才会更多考虑旅游、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需求。随着收入水平提高，需求变化带来的产业升级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70年代，对57个国家三大部门在总需求中的占比进行研究，认为其变动趋势与人均P水平存在确定的相关性。
不同需求结构要求的生产体系不同，其内含的技术进步和积累模式存在差异。比如，居住和出行所需要的产品为房屋和汽车，配套生产体系为资本密集度高的重化工业。处于此类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以较快的速度推进，从而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当此类物质性需求稳定后，进入旅游、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潜在增速会逐步回落。
从供给角度看，人均P往往代表了劳动生产率。除了技术前沿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并没有阶梯性的制约。与消费结构升级不同，后发国家引进生产技术时，既可以从低端开始，也可以直接进入中高端，不存在顺序上的刚性约束。比如，电视技术出现要晚于汽车，但发展中国家可以先引进电视生产设备再引进汽车生产设备。再比如，火车运输技术是从普通铁发展到高速铁，但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引进高铁。国际经验表明，与前沿国家的人均P差距大，后发国家可以同时引进的技术和产业就会更多，实现挤压式或追赶式增长的强度就会越高。
由相对水平差距决定的追赶空间按什么样的节奏为潜在增速，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追赶型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追赶型国家处于物质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较大。当其处于服务性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通过技术引进促进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变小。这是由于，需求结构不同会影响到产业投资强度和技术模式。制造业投资强度大，技术进步可通过设备投资实现；服务业投资强度低，技术进步只能更多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图1显示了2015年30个国家相对于美国人均P的差距以及自身P增速的对应关系。从显示的样本中可以看到，人均P在美国20%—30%以下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家主要是中等收入国家，物质性消费快速增长，工业占比处于高位。而处于高收入的国家，无论相对水平是美国人均P的40%、50%或80%，其经济增速并无趋势性变化。这说明人均P相对于前沿国家达到一定水平后，其对应的追赶空间对潜在增速的影响会降低。
在前沿国家发展水平固定的情况下，后发国家人均P的绝对值和相对值一一对应。绝对值从需求结构的意义上，相对值从技术引进空间的意义上，共同决定着后发国家的追赶空间和潜在增速。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前沿国家不发展，由于后发国家自身的发展，其人均P水平提高后，随着需求结构变化、技术引进空间变化，潜在增速也会发生相应改变。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说，一定的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潜在增速也是一一对应的。静态情况下，无论是从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出发，通过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正如在本节开始时所指出的，在国际比较中往往涉及历史时期改变和前沿国家自身的发展。这种改变从增长分析的抽象意义上看，主要体现为后发国家面临的技术背景不同。正是由于没有考虑到技术前沿的进步，立足于绝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往往低估发展潜力，而立足于相对水平的国际比较则往往高估发展潜力。正确认识发展水平对追赶空间和潜力的影响，需要从静态的分析进入到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
由人均P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归纳分析出的增长规律在技术背景变化的动态分析中，不能简单进行国际比较，需要根据情况具体分析。
1.技术进步后，同样人均P绝对水平所代表的需求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简单国际比较会低估增长潜力
从人均P绝对水平看，不同历史时期即便是可比价的消费水平，其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虽然从物质消费向服务性消费，从低端消费向高端消费升级的基本规律没有改变，但是其具体构成会随技术进步而变化。比如，同样是满足居住需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当今中国，在住宅中配置家用电器的品种和数量就会有很大差异。按可比价人均P绝对水平计算，当前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和90年代中期的韩国相似，都处于经济结构变化、增速下降的阶段。但是，由于过去几十年间技术水平的进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相比于日韩同等发展阶段，我国在新产业的发展方面强于当时的日韩，但在一些传统领域的发展仍显不足。比如，日本在1974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56.8%；韩国在1997年增速转换时，城镇化率为79.7%。而201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3%，但户籍人口仅为34.7%，城镇化蕴藏的传统动力仍还没有充分。
从供给角度看，技术进步会对满足消费的生产结构带来影响。比如，PVC等新型化工材料的引入就会对原有传统金属材料形成替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家用磁带录音机、传统相机等产业消失。技术进步的节约效应引起投资减少，使传统需求对增长的带动作用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带来产品成本缩减，这将会扩大同等收入水平下居民的消费量。这些技术背景的变化，提醒我们利用人均P绝对水平分析增长阶段转换和未来增长潜力时要考虑结构性因素。
人均P绝对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受技术进步影响，无论是需求还是产业结构都存在差异，具有重大政策意义。与日韩同处于按人均P绝对值计算的增速转折期时，我国传统需求和产业发展成熟程度会低于日韩。由于传统需求和产业具有较高的经济拉动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我国转换期增速下降幅度低于日韩，或者说增长的潜力高于日韩。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增速转换时，我们仍能观察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等领域普遍存在的供给不足。
2.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同等人均P相对水平，更晚发展的国家将有更高的人均P绝对水平，简单国际比较会高估增长潜力
随着前沿国家技术进步和发展，虽然具有同样的人均P相对水平，但更晚些的追赶型国家会有更高的人均P绝对水平。正如前节指出的，当人均P绝对量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需求比重明显上升，由相对差距代表的追赶空间并不一定能为较高的潜在增速。根据麦迪森估计，我国当前人均P相对美国的水平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初相对美国水平相当，但并不意味着我像日本一样在当前的水平上仍可再高速增长20余年。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美国又发展了60多年，同样相对水平对应的绝对水平大幅提升。实际上，1955年日本经济指标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被认为是战后高增长的起始年份，而我国当前已经增长了30余年。当我们利用国际经验时，由于前沿国家发展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已涉及到了追赶问题的动态分析。而在动态分析情况下，人均P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不再是对应关系了，就形成了国际比较分析中的矛盾。
综合来看，静态条件下绝对水平分析可能低估了我国未来增长的潜力，相对水平分析可能高估了我国未来增长潜力。虽然按人均P绝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已进入增速转换期，但技术进步的历史背景使我国有了更好的增长条件。虽然按人均相对水平的国际经验，我国相对美国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物质性消费已充分发挥，不可能长期处于高增长水平上。同时考虑到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仅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增速出现转换后，潜在增速应高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和韩国90年代中期增速转换后的水平，并低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水平。
中国作为体量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在追赶进程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增长阶段转换后可争取实现更高潜在增速。
中国是一个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经济体。伴随市场深化，我国实现了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后，市场继续深化仍有很大潜力。一是我国仍有大量生产资源未能充分进入市场。比如农村宅和建设用地的经济价值还没得到充分开发。二是受所有制滞后影响，银行、国企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市场主体应有的效率。三是垄断和基础领域未充分、生产效率低下，从而拉低经济整体效率。四是随着服务业加快对外，国内生产、流通领域技术进步将提高总体经济效率。最后，市场化过程对居民经济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是逐步展开的，部地区正更多地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这将通过微观主体更加市场化的行为影响到未来增长潜力。
我国与日、韩以及省的重要不同在于内部市场巨大。如果战略措施得当，这将对培育新产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起到重要作用。从供给角度看，韩国、在高增长阶段，始终没有像日本一样成为全球性生产平台，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量太小、生产资源有限。OECD通过数量化测算，认为中国在2005年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生产平台。东亚已将各自中间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从日本转移到中国。这种全球生产体系节点性地位对产业发展、竞争力提升带来重要机遇。国内市场大，可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新产业的进入成本，并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等企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受惠于广阔的国内市场。在高增长时期，我们广泛使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可更多依靠巨大的国内市场分摊科研和开发费用，提高创新性产业的竞争力。
东、中、西部经济不平衡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但也为产业在国内转移、延长生命周期创造了条件，进而拉长后发优势的时间。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雁行模式，一些生产环节先是在日本，而后转移到韩国和省，过去数年间又转移到中国内地。对于小国来说，随着人均P提高，要素成本上升会产业和企业跨国境转移。但是，我国不同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则发挥了协同优势，更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我国城乡间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二元发展特点。广大农村地区既有大量未充分市场化的生产要素，又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前，可调整工业化传统思，通过城市可移动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向农村不可移动生产要素（土地）的转移，在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和宅利用效率的同时，充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潜能。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体量大、外溢性强等特点也会对我国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一是国内需求会明显抬升国际大商品价格，对我国发展形成制约。二是作为生产大国，国际市场需求空间相对不足，制约了我国产能扩大和。三是由于人口多、体量大，增长阶段转换后，一两个高增长行业难以支撑起中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创新和突破。
后发经济体的追赶是在不同国际经济下实现的。二战后几十年间，国际经济格局、产业特点、技术状况发生巨大改变。如果国际发展的差异，就很难将历史经验科学地适用于当代中国。
上世纪90年代后，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逐步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2003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半以上贡献来自于非经合组织。的最初10年，有83个发展中国家人均经济增长率超过经合组织的两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对全球贸易增长和资金流向带来重要的影响。过去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扩张了近4倍，而南南贸易则剧增10倍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明显扩大了全球需求空间，有利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OECD研究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资源进口增加了这些国家的收入，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帮助它们克服了发展瓶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资金和技术往来深刻地影响着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并对我国的发展形成正向反馈。
国内外新技术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阶段。互联网、通讯、生物工程、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使后发国家可以绕开发达国家企业先前设定的技术壁垒，直接进入国际新产业。我国腾讯、比亚迪等公司的发展壮大，都是借助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制造业领域的互联网，可以出新增长空间。传统服务领域技术进步速度慢，随着服务业占比提高，将影响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然而，通过互联网对就业、销售、家政等服务领域的渗透，可大幅提高其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占P比重已经超过欧盟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PCT专利申请量只占美国的7.6%，到2016年专利申请量已占到美国的76.4%（见图2）。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正在快速提升。
国际金融危机后，提高实体经济竞争力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议题。能源带来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智能制造、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共同打开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新优势和新空间。在“再工业化”浪潮下，发达国家一方面把持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在中端市场重建竞争力。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受中国出口导向战略成功的鼓舞，集中优量发展制造业，广泛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投资，利用低成本优势界市场中抢占中低端份额。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双边挤压”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受到较大。另外，近两年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氛围使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岗位流失和市场份额下降更为，并采取各种贸易壁垒其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和逆全球化都会对我国未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张军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振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