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布了《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出现回稳态势，从实体经济表现看，企业经营效率大幅回升，其中，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幅超过20%，相比2016年的个位数增长和2015年的负增长，效率明显改善。不过，从房地产、企业和家庭债务、消费、投资、外贸等数据来看，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风险点，短期内触底反弹的基础还不够牢固，经济下行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报告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以下态势:消费短期稳定，下行压力犹存；投资回暖基础不牢固，未来下行压力增加；进出口增速双双由负转正，贸易差额有所下降；人民币汇率与外储实现双稳定；通缩压力依然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企，潜在风险不容忽视；地方债务风险仍然不能忽视；家庭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巨大隐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银行系统的稳定作用正在减弱。
由此，该课题组通过预测模型，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趋势进行了预测，测算出201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然有下行压力。具体预测结果显示，在基准情景下，2017年全年P增速约为6.75%，而经校正后的P增速为6.49%；CPI增长1.7%，PPI增长5.0%，消费增长10.5%，投资增长8.3%，出口增长8.0%，进口增长14.9%。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企务主要面临三大风险:一是预计下半年PPI增速大幅回落，这将拖累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改善，而企业盈利能力能否持续改善，正是我国企务面临的最大风险。二是内外部金融条件收紧，已直接抬升我国企业人民币贷款成本，加重企务负担。截至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一般贷款和票据融资的平均利率较2016年分别上升0.19和0.87个百分点。中长期和短期融资成本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短期融资成本快速上升，企务成本上升的压力已初现。三是金融机构“去杠杆”仍将持续，信贷增速或趋缓，企业融资难度可能进一步加大，这将阻碍企业经营活力的，从而拖累企业盈利和偿债能力的改善。
报告指出，地方债务风险仍不能忽视。2016年末，地方债务余额为15.3万亿元，占P比重达20.6%，比2015年有所降低，但与美国14.1%至18.9%的水平相比仍然偏高。地方债务规模较大的省份主要是江苏山东广东浙江等东部经济大省，但贵州四川湖南等部省份债务余额也超过7000亿元。从债务率看，超过100%的包括贵州、辽宁云南广西、湖南等，主要是西部省份；超过80%的有17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和山东等三个经济大省。
课题组分析认为，即使房地产税迅速推进，但相关税收短期内也难以担当地方主体税种责任。2016年地方平均财政缺口(即本级财政收支差额占支出的比重)达51.8%，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本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为68%。在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较大的情况下，一些欠发达城市和新兴地区的缺乏相关产业作为财政支撑。各省市提供的信息显示，多数省份新增债券发行时承诺的未来偿债资金来源，均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土地财政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还将成为地方债务的一个潜在风险来源。
报告指出，尽管地方债务和企务大家比较关注，也常重要的风险源，但是，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和流动性制约恶化也不容忽视。家庭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巨大隐患。
据课题组测算，2012年至2014年，因为受流动性约束压力的增加，造成P减弱1.18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家庭贡献为0.4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底，包含公积金贷款的居民房贷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达到了68.3%，如果按照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将最早在2020年达到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水平。
课题组还进一步利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测算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已上升至44.6%，家庭流动性收紧已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不断膨胀的家庭债务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沉重负担。在年轻家庭中，房贷成为其流动性变差的主要原因，老年家庭流动性变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子女买房，中国的住房不仅仅是“用来住的”那么简单，已经让老中青三代人都受到了影响。
报告强调，中国要让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稳中有进，不断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必须进一步提振实体经济，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要勃发创新力。前者让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后者不断提升或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滑，两者都会让生产率提升。这又都需要市场化的推进，如此才能形成的增长红利。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有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除这两个原因外，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更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这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根源。通过深层次制度变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突破瓶颈的关键。
课题组将中国经济持续过快下滑归因于五重原因叠加，即要素驱动红利衰减、主导动力枯竭、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式不再具可持续性，再加上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同时，这五个原因又可进一步归纳为三个结构性失衡，即经济结构失衡、体制结构失衡、治理结构失衡。
课题组还认为，供给侧结构性的首要任务，应是体制机制的及落地的执行力问题。只有真正到位，才能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并推高潜在增长率。
课题组表示，市场化对缩小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落差及提升潜在增长率的作用非常明显，尤其是若城乡和国企等制度性均能在短期内有效执行且政策应对恰当，同时，非国有部门的TFP(全要素生产率)重回经济危机前的趋势，那么，在理想状态下，“十三五”期间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甚至有可能超过9%。不过，这都需要以市场化、化的结构性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正确处理好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有限和有效市场。只有这样，才能让关于“四个全面”的综合、整体、深化的纲领性文件得到真正有效执行和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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